2015年6月15日 星期一

《薩爾多加的凝視(The Salt of the Earth)》:非難的免責權

持著道德撻閥的論點來看《薩爾多加的凝視(The Salt of the Earth)》是毫無意義的,根本就文不對題,感情用事了些。
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, 19332004)在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(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)一書中表示:「轉化是藝術的工作,但如果見證災難與應受譴責之事的攝影,看來傾向『美學』,也就是太像藝術,那便太不合適。」(延伸閱讀:一種聖經式的救贖)

「偏遠村落裡的原住民在鏡頭前跳起祭典歌舞──這不是真實,而是表演。事實上,是我最害怕的文化消費場景。當一個『事件』因應外來者(來自經濟優勢階級)的造訪而發生,提供去脈絡觀看的場合,少了禁忌,一個式微文化的標誌被剝離出來再現,成為華美而片面的圖象,用以滿足外人的異文化風情想像,而這正是死亡的前奏。」
「凝視一則關於凝視者的故事,若沒有批判的眼睛,那麼觀看的意義輕易便遭到消解。美麗不見血的友善筆觸確實沒有違反任何倫理,但自我閹割了它所能攜帶的社會功能。」(延伸閱讀:在地上的不是鹽)

這些辯論似乎都太一廂情願,固守著某個特定的價值觀,硬是去討伐一個假想的對立,閉著眼睛說自己想說的話。其實無需拘泥於紀實攝影、紀錄片工作者這些職稱或名銜的社會期待,而覺得感傷、被辜負。如果將藝術層次的創作,矮化成翻印拷貝的紀實,這樣的倫理或許值得被重新思考,甚至打破重建。有沒有必要將藝術的神話貶低且強行賦予單一向度的意義?
但藝術家知道,事物的意義並非真理。好作品從來就不是為了揭示某種意義、道理、奉行某種理念的,好作品從來就不是服膺某種社會道義的插畫。藝術多過這個,收納了這些、而遠大過這些。

羅蘭巴特:「不強加意義,卻也不消解意義,即通向意義的道路永遠是敞開的,對意義的猶疑,幾近出自疑慮的不確定:既不是教條主義的,也不是不確定的。
為什麼意義的游離這樣重要?那是因為一旦意義被確定或被強加,一旦它失去靈敏的特性,就會淪為工具,成為權力的爭議目標。與消除、混淆以及區分對意義的盲信一樣,修飾和美化意義屬於次要的政治活動。這樣不是沒有危險的。」

文學與藝術,總是受到政治與商業的綁架與招安,但真正的文學與藝術,從來都不是政治的回聲,也不只是市場的一個標價物。文學與藝術,經常以揭露黑暗醜怪為路徑,指向美麗世界的可能,如烏鴉囈語所以經常不討喜。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具有反戰思想的德國詩人赫塞曾說:

「若你相信文學的功用是供給人們簡單、健康、愉快的精神糧食,並且幫助他們避免生活中的衝突,這種想法必定會得到高博爾先生及佛朗哥將軍的贊同。至於究竟應當製造什麼樣的藝術品,可能眾說紛紜;然而這只是藝術品製造商的問題,而不是藝術家的問題,因為藝術家對於自己的作為並不加以選擇。」

藝術創作是遵循自己的意志、情感與思想。高博爾(Paul Joseph Goebbels)是納粹的宣傳及教育部長,而佛朗哥將軍(Francisco Franco)是西班牙的獨裁者(與台灣獨裁者蔣介石同樣死於1975年),獨裁者都喜歡簡單愉快的文學,因為這些文學幫他們一起隱藏黑暗存在的事實。但真誠的文學家與藝術家知道,如果這個世界存在著黑暗,你選擇視而不見,就是黑暗的共犯,唯有揭發黑暗臥底的事實,光明才可能到來。(延伸閱讀:羅蘭巴特致安東尼奧尼的信)

原住民的凋零是事實,而影片毫不避諱地、不帶觀點的呈現出這些邁向死亡中的部落,不也是一種現實原貌?紀錄不屬於藝術創作的一部分嗎?紀錄一定要有觀點才能罷休?非批判不可嗎?將紀錄片輕率的排除在藝術殿堂外,我們豈不將之窄化成報導,而非影像美學?

拍《消失中的部落 (Before They Pass Away)》系列的攝影師Jimmy Nelson:「部落和被遺忘的文化,他們對神靈和自然的信仰,有助於喚醒我們做正確的事,追求純樸的美,恢復那些關於愛、尊重、和平、生存與共享等各個面向的價值。」
Sebastião Salgado
以其驚人的探索與發掘,超越了攝影的範疇,帶領觀眾窺視這個我們所居住的唯一世界。

ps. The photo comes from Jimmy Nelson (Before They Pass Away)